9月7日，在一个金融峰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砖家蔡昉称，虽然我国总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但是老年人口规模非常大，我国老年人口比重在不断提高。

　　蔡昉表示，要把这个群体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而不能认为是负担，要把这个群体转变成人力资源、消费者，才能支撑中国现代化。

　　一对古怪的矛盾

　　蔡昉教授是人口学家，1956年生人，今年68岁了，却仍然活跃在学术一线，他以其亲身实践，证明了只要有实际工作能力，年龄不是工作的先决条件。

　　但像蔡昉教授这样，60岁“到点”，还能“自愿地”活跃在工作第一线的，却是极少数，很多人40来岁就主动或被动等待退休，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古怪的奇观：

　　一方面，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很多人忧心将来“人”不够用怎么办；另一方面，又担心越来越多的人还未“到点”却无事可干，而“到点”的人越来越多，导致负担越来越重。

　　这真是一对古怪的矛盾。

　　或许，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代表“现在”的中老年人和代表“未来”的婴儿不能截然两分，“现在”就在塑造“未来”，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所以，当前的问题，还是怎么解决就业岗位不足。

　　蔡昉教授说，要把“老年群体转变成人力资源、消费者”，关键还是要有工作岗位，否则他们成不了“人力资源”。同时，只有成为“人力资源”，有了收入，才能成为“消费者”。

　　老年人给年轻人提供岗位

　　有人立刻会说，现在年轻人的就业岗位都不足，哪里还有岗位给中老年人？难道还要想着法子，让领着退休金的老年人来抢年轻人的工作岗位？

　　这些反问，相当棘手，难于回答。

　　静态地看，一段时间内，社会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就那么多。有这群人的，就没有那群人的。

　　但如果动态地看，未尝没有一些机会。

　　譬如，随着产业转移，很多工作岗位转移去了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地，这主要影响年轻人；又譬如，随着目前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迅速提高，需要体力支撑的重复劳动大大减少，这也主要影响年轻人的岗位。这些变动因素，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影响不大。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向纵深方向发展，岗位之间的年龄特征乃至于性别特征，可能会逐渐消失。

　　但因此也可以反过来说，随着体力因素的消退，越来越多新创工作岗位，可能给30岁的人是合适的，给70岁的人也是合适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目前退休或临近退休的人群，是有史以来最为富有，掌握财富最多的一群人。

　　他们有钱，有“资本”或掌握着资本，很多身体康健。既有资本又有劳动力，属于全世界少有的资源富集。如果能把他们“扶”起来继续干，不仅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就业，也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岗位。

　　有鉴于此，蔡昉教授认为，“要把这个群体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遗憾的是，蔡昉教授的这个理想远未化为现实，原因何在？

　　60岁限制

　　说到老年人就业，自然而然让人想到日本的相关状况。

　　据有关资料介绍，日本的高龄就业者，从事最多的职业是农业（包括种植、养殖、修剪园艺），有52.6％是65岁以上的人。保安、服务员、司机、清洁、交通引导、看护、收银，也是日本老年人最集中的岗位。

　　前些年有个说法是，我国农业靠“3861部队”和“99部队”，意思是农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承担了大部分农活，50多岁以上的人，成了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力。

　　与日本相同，我国高龄就业者从事最多的职业，也是农业。不同的是，一个日本农民的年均收入将近50万元人民币，高于日本公务员年均收入的30万元人民币。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由于“一刀切”式的用工制度和退休制度，中国超过60岁的人，如果不是出于“自雇”，几乎不可能出任保安、服务员、司机、清洁、交通引导、看护、收银，而去过日本的都知道，这些行当充斥着大量60岁以上的日本老人。

　　这些行当之所以如此用工，有人说是因为养老金不足，这的确是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不足的背后，是这些工种用工需求旺盛。试想，如果中国开放了这些工种的用工限制，一向勤劳的中国人，一定瞬间占满这些工作岗位。

　　如今，“一刀切”式的用工制度和退休制度，需要应对工作自由度提升，以及体力限制下降的挑战。要么用工制度和退休制度作出改变，要么阻止工作自由度提升和体力限制下降。

　　60岁以上就业不合法

　　前几年，不时传出主管部门到中国建筑工地清理60岁以上老年民工的消息，实际上，在其他行业，雇主也不会跟60岁以上的人签订劳动合同。因为用工“不合法”，合同无效。

　　与之相比，日本的老年人就业是有立法保障的。

　　1986年日本的《中老年人就业促进法》更名为《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尽量雇佣劳动者至60岁。2004年修改《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确保对65岁以下老年人的雇佣。

　　2013年，再次修订的《老年人雇佣安定法》正式实施，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老年人就业，特别是对年满60岁且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应保障其工作到65岁。

　　目前，绝大部分日企已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并制定了对老年员工继续雇佣的制度。2018年10月，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的第20届“未来投资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如何确保身体健康、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工作到70岁。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说是老年就业不算友好的国家。

　　老年人有钱，就业几乎不受限制，加上老龄化，导致在日本，创业者中的老年人几乎占到三分之一，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的中小企业厅曾经发布的《中小企业白皮书》显示，从1979年到2012年，日本的创业者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老年人占比越来越高，到2012年时60岁以上的创业者已经占据了32.4%。

　　日本政府对老年创业者的支持也显而易见，中小企业厅可向由60岁以上创业者创建的雇佣老年人的公司发放补贴，最高200万日元。通过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老年人创业者支援资金”贷款制度，老年创业者可得到最高7200万日元贷款，而且年利息在1.5%以下。为了鼓励老年人创业，日本政府还修改了“商法”，在注册资金方面予以优待，降低门槛。

　　两相比较，你会发现，对老年创业者我们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扶持政策。

　　第一步，废除35岁限制

　　中国应该怎么办？怎样才能实现蔡昉教授说的老年人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而不能认为是负担”目标。

　　窃以为，第一步是废除公务员招考35岁限制。

　　有人也许会问，老年人就业创业跟35岁限制有什么关系？

　　35岁限制是上世纪80年代根据“干部年轻化”制定的，目的是大力提拔35岁以下年轻人进入干部队伍，为改革开放补充新鲜血液。这对改变当时体制内的党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干部年龄普遍偏大问题，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但这个35岁限制提拔很快就异化为“35岁以上没有机会”。中国有深厚的“以吏为师”传统，包括之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在内，很多也依样画葫芦，更明确在招考条件中要求应聘者需“35岁以下”。一些以“狼性”自居的企业，更是理直气壮，成批开掉“35岁以上”的员工。

　　不得不说，我们国家是少有的仍然存在就业年龄歧视的国家。

　　这个规定所造成的恐慌，不仅无形传导和影响青年人的学习和工作态度，也使30岁左右刚工作没几年的员工不得不加入残酷的内卷，以争取在35岁以前站住脚跟；而且造成35岁以上员工，仅仅因为年龄，机会尽失，因而弥漫着一种悲观失望情绪，工作不努力，上班摸鱼混日子，期盼尽快退休了事。退休之日，就是精气神尽失之时。

　　退休者因年龄而备受歧视，得不到事实上的尊重；反之，那些20来岁的年轻人，则备受吹捧，马屁拍尽，年轻人天然的激进思想被人为放大，给经济社会正常运转造成无尽麻烦。

　　在35岁限制之下，老年人就业创业还有什么机会呢？